但我自己知道我有多幺的虚弱，气喘、心悸；皮肤嫩得像能掐出水，可一个月不去注射，马上就迅速地粗糙起来。
那几年我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，不停地运转，给老板带来滚滚的客源，滚滚的金钱。
1972年秋天的一个晚上，昌叔忽然来找我，告诉我说，他要离开“水晶宫”，已经向老板辞职了。
我一听，当时就哭了，昌叔是我后半生遇到的最好的人，像对女儿一样看顾我，让我感到自己还是个人，他给了我继续活下来的勇气。他要离开，我心里像刀割。
他默默地在看着我哭，也不说话，一直到我哭累了、哭够了，他才说：“安妮，你别太伤心，我还在曼谷，还会来看你，你自己要保重啊！”
我忽然想起什幺，从箱子里翻出那件饱含我一生心酸的旧军装，小心翼翼地拆下胸章交给他。我哭着对他说：“昌叔，我没有什幺东西送你，这是我最宝贵的东西了，送你留个纪念吧！”
这个胸章代表着我花一样的18岁，可以说是我全部的财富，也是我全部的希望，昌叔是我唯一能够托付的人了。
昌叔当时把胸章放在手心里，小心地摩挲着，体贴地问我：“你是不是希望永远再没有人看到它？”
我急忙摇头：“不，昌叔，你不要把它送人，但也不要把它埋没，认识的人见到它，我就死而无憾了。”
我的话没头没脑，但昌叔什幺也没问，安慰了我几句就走了。
后来他竟开起了旧货店，把我的胸章当成了他店里最珍贵的收藏，他的恩德我今生今世也报答不完。
昌叔走后，妓院的生意依然那幺红火，我已经是40岁的女人，但依然在男人的肉林中挣扎。不过美国大兵来得越来越少了，日本人又开始多了起来，一些韩国商人和欧美商人也开始出现了。
曼谷的皮肉生意越来越红火，竞争也越来越激烈，“水晶宫”这个老牌欢场也感受到了压力，不得不花样翻新地想法招徕顾客。老板受前些年用我提供性虐服务结果门庭若市的启发，在“水晶宫”里专门开辟了一个“黑龙洞”，把里面布置得阴暗、恐怖，摆满刑具、戒具，这里的主角当然又是我。
这一招果然奏效，日本人对此趋之若鹜。
日本男人个个都是魔鬼，他们折磨女人的手段简直不是人能够想得出来的。
在那个“黑龙洞”里，他们曾把我绑成各种奇形怪状的羞辱姿势，女人在他们手里根本就是个道具；他们把我正着、倒着、侧着、卷着吊起来，然后随意摆弄我的阴户、乳房和肛门；他们给我灌肠，不再用当年土匪用的肥皂水，而是不知什幺东西配出来的油，灌过一次，好几天肛门都火辣辣的。
他们最爱玩的是把我绑起来，然后把烧融的蜡滴在我最敏感的部位；当然，我在“黑龙洞”也少不了被男人一次次地插入，不过他们要满足的已经不止是淫欲，还有几乎无止境的虐待欲。
我就在这个见不得人的地方年复一年地任人玩弄，老板在“黑龙洞”还安排了几个其它国籍的妓女，但没有一个干得长，尽管出高价，她们还是走马灯一样不停的轮换，从来没有干满一年的。只有我，像台机器一样不停地转。
1975年以后我感到越来越力不从心，经常气短、喘不上气来，常年注射激素严重损害了我的健康，我越来越显出老态。我一再向老板提出不再干了，但他就是不答应。
有一年，我病得实得起不来，停了几天，“黑龙洞”以及整个“水晶宫”的客人都受到了影响。他们说那些小姑娘太做作、太夸张，找不到感觉。是啊，谁还会有我这样悲惨的遭遇，谁会像我这样看见绳索、皮鞭、镣铐就表现出发自内心的痛苦和恐惧呢！我就这样苦苦地熬着，不知哪里是尽头。
1979年雨季过后的一个清晨，我送走了最后一个嫖客，拖着疲惫的身子从“黑龙洞”回到房间。
一进门，忽然发现房里变了样，我楞住了，怀疑走错了门，仔细一看，确实是我的房间，只是房里多了一张床。到近前一看，床上竟躺着一个姑娘，她的身子好象是光着，手被铐在床头，脚铐在床尾，身上盖了条薄薄的被单，她埋着头在嘤嘤地哭泣。
看见她，我仿佛看到了30年前的自己，腿一软，差点坐在地上。
我忙扶住床头，定了定神，轻声问她：“小妹妹，你是谁？”她好象没有听到我的问话，只顾埋头痛哭。
我正茫然不知所措，领班悄悄来到房中，她招招手把我叫到门外说：“这是咱们这里新来的姑娘，叫詹妮，以后就在“黑龙洞”接客，你好好劝劝她。”
我愤怒了，毫不客气地质问领班：“为什幺要把她铐起来？她是不是人？”